考古发现: 南朝四百八十寺, 西营村下发掘出其中“一整座”佛寺

大约1500年前的某一天,建康城(今南京)外长江边一座正在新建的佛寺里举行了一场仪式,黄土夯筑的佛塔地基被挖开一个地宫,放入装有佛教圣物的石质舍利函。仪式是否盛大无从得知,但必定非常郑重,即使人们用黄土封护地宫时仍然一丝不苟,他们先是在地面洒上一层包括铜钱、金银、水晶、玛瑙、琥珀等在内的供奉物,再覆以黄土夯实,如此反复,最终完成瘗埋活动。

千年以降,沧桑巨变。如今这座佛寺所在的凤台南路西营村距离长江已远达5千米,经过近3年的考古发掘,这座南方地区保存最好、布局最为完整的佛寺遗址终于重见天日,出土的200余件文物正在南京六朝博物馆“烟雨楼台——西营村考古纪实展”展出。

金宝瓶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唐代杜牧这句诗让一个烟雨朦胧、梵刹林立的南京影像定格在世人的江南印象中,而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正是“四百八十寺”之一。

一枚铜钱,铆定佛寺始建年代

“南京被称作六朝古都,建康城是南方的佛教中心,‘南朝四百八十寺’这个数字并不算夸张,此前在考古工作中也发现过南朝佛教的遗物和遗迹,但是佛殿、塔基、地宫和佛像同时被发现,这还是首次。”考古领队、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龚巨平说。

佛寺建筑基质分布图

在已发掘的范围内,西营村遗址坐北朝南,长约110米,宽近60米,从南向北依次为山门、佛塔和大殿,当年佛寺地处伸入长江的高冈上,从江面上看去显得巍峨壮观。佛寺打地基时很考究,大殿基址整体(尤其是中部)用土垫实1米多深,然后在其上开挖磉墩基槽,先用红色粉砂岩筑底,再用黄土、灰土分层夯筑,大殿的柱子就立在基槽之上,这样的地基可以保证柱子稳定支撑巨大的房顶而不会沉降。佛塔地基要承重多层宝塔则更花功夫,人们向地下深挖接近2米,再用黄土杂以卵石夯筑,每一夯层只有薄薄的10厘米左右,几乎是用做“千层饼”的细致工夫打地基,这正是当时营建高等级建筑时的常规做法。

佛塔地宫

今天的寺庙往往以大雄宝殿作为核心建筑,然而西营村遗址考古却清晰地表明,这座佛寺采用“前塔后殿,以塔为中心”的结构,难道这就是南朝佛寺的基本样式吗?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告诉记者,以塔为中心是印度佛寺的传统,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生根并开枝散叶,因此佛寺格局仍然保留印度范式,北朝的河南洛阳永宁寺遗址、河北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都采用相同的寺院结构。根据西营村考古可以推测,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中除了“舍宅为寺”(捐出住宅做寺院)之外,专门兴建的佛寺应该是围绕佛塔兴建其他建筑,并且结合中国建筑传统,四周用回廊围成方形院落。

元嘉四铢

目前还没有能证明佛寺名称的文物,那么遗址的年代又是如何确定的呢?龚巨平表示,夯土层中出土了大量的铜钱,包括半两、货泉、布泉、五铢、大泉五十、大布黄千、四铢等种类,年代可早至秦汉,最晚的是南朝刘宋元嘉四铢。元嘉是刘宋第三位皇帝刘义隆的年号,使用时间为公元424年至公元435年,而元嘉四铢始铸于公元430年,由此可以推断,佛塔塔基埋藏舍利函的年代不早于公元430年。同时,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残件、莲花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均具有典型南朝特征,考古专家认为这座佛寺始建年代不早于南朝刘宋,可能毁弃于梁代的侯景之乱或隋平陈南朝灭亡之际。

一座地宫,见证南朝“一带一路”

在六朝博物馆的展厅中,三组石构件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,据介绍,它们就是舍利函的残件。

研究表明,舍利函由底座、中腰、顶盖三个部分组成,它们扣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边长0.88米,高0.78米的石盒,这是目前考古所见形制最特殊的舍利函。

莲花纹瓦当

按佛教仪轨,舍利函内应该盛放舍利等佛教圣物,因此西营村遗址地宫的舍利函内装着什么格外令人期待。可惜的是,地宫在后代曾被发现并被打开,舍利函被打碎,函内的圣物也大量流失,尽管如此,地宫中残留的文物仍然很丰富,有金、银、铜、水晶、琥珀、玛瑙、玻璃等各类材质,在展柜中显得五彩斑斓,美不胜收。它们往往被作为佛教的宝物用来供佛,寄托着美好的祈愿,如在一件穿孔的滑石立方体上,就刻着“弟子葛安孙愿生西方无量寿佛国□食自□一切众生亲亲眷属朋友知识一同所愿”,表明当时佛教信仰在民间已经深入人心。

方形穿孔发愿文滑石器

不仅如此,南朝时帝王大兴佛寺、论究佛理,高僧在南京翻译佛经,学术界兴起形神之辩、夷夏之争、沙门礼敬王者之争等有关佛理的论辩,佛教由此兴盛,甚至成为“国教”。

金花饰件

地宫中的文物,还表明南朝建康城与今天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联系。龚巨平告诉记者,科学检测表明,琉璃、玛瑙、琥珀等文物多为域外产品,显示出南亚地区的风格。其实早在汉代,罗马就曾派使节沿海路来到中国,东晋时高僧法显从天竺归国时就取道海路,梁武帝时达摩来中国在广州登陆,然后被礼邀至建康。地宫中出土如此多样的舶来品,表明当时中国南方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联系已经相当紧密。

琉璃珠

展厅中的玻璃器已经残碎,它们看起来和今天的玻璃类似,晶莹而透明。这样的玻璃器当时有两个产地:罗马和萨珊波斯,来中国有两条路线——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。走陆路,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,在天山或昆仑山脚下跋涉,沿河西走廊进入中原;走海路,则需要经阿拉伯海绕过印度半岛进入孟加拉湾,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。

琥珀猴

这座深藏千年的地宫,以其出土的域外文物,向今天的人们展示了当时的建康城如何连接着1500年前的“一带一路”。

一只佛足,回响东传日韩足音

此次考古,发现了大量的佛造像,展厅中展出的佛头、佛足造型精美,线条流畅,展示了南朝时期高超的雕塑技艺。令人惊讶的是,它们并不是出土于大殿或佛塔的遗迹,而是建筑之间的空地地层中,这表明这些残缺的佛造像曾经被丢弃在院子里,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一次完成,而经历了一段时间,它们成为这座佛寺被毁弃时的见证。

陶佛身

出土的佛头并不大,基本只有拳头大小,红陶质地,普遍面相圆润,眉眼细长,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,清静自足的神态生动传神。在一个独立展柜里,展示着一件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无头小佛像,佛衣有着褒衣博带式的宽大闲适,下垂的襟摆自然形成一道道褶皱,让泥土烧制的硬陶有丝绸一般的柔软质感。佛像的右手放在胸前,手指向上,掌心向外,被称为“无畏印”,左手在腰旁,掌心向外,食指和中指下伸,属于“与愿印”。据介绍,这种“无畏与愿印”最早出现在南朝,随后不仅流传到中国北方,还远达朝鲜和日本。

鎏金铜佛足

展览中还有一件鎏金铜佛足,只残存前半个脚掌和脚趾,因为年代久远布满绿色铜锈,但部分残存的鎏金依然熠熠闪光。铜佛足的尺寸与真人相仿,专家认为它属于一尊真人大小的佛像,当年因为鎏金而金光灿灿,被供奉在这座佛寺中。

这件残铜佛足仿佛是一个隐喻,以一种空谷足音的方式无声讲述着一个南朝时佛教东传朝鲜半岛,进而抵达日本列岛的故事。据张学锋教授介绍,六朝时期,朝鲜半岛处于“三国时代”,北方的高句丽和东南的新罗向华北政权纳贡,百济为了寻找保护,遂跨海与东晋修好,朝贡关系贯穿了整个南朝,佛教由此传入百济。百济的圣明王还专门派遣使者到南朝的梁寻求佛法,佛教因此在百济兴盛。

釉陶佛头

为了对抗宿敌高句丽和扩张后的新罗,圣明王还强化了与日本的联系,将佛像、佛经赠送给日本钦明天皇,南朝佛教就这样通过国家赠与的形式由百济传到日本。为了感谢日本的军事援助,百济还向日本传入了汉文和医术等,它们和佛教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,推动了日本文化蓬勃发展,成为东亚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。

新华日报·交汇点记者王宏伟

:王宏伟

 


posted @ 22-07-02 02:59  作者:admin  阅读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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